人类与瘟疫：一场西西弗斯式的战争

如果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拉响全民共抗疫情的警报算起，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才过去了47天。对于国人而言，这47天却恍如一个世纪般漫长。

　　截止3月5日晚24时，除湖北外全国其他省市新增确诊病例17例，其中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6例。严防境外输入病例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这意味着，尽管疫情发展速度超乎人们想象，或许是唯一值得庆幸的，这场始于2019年12月的疫情，经过2个多月的攻防终于走到了攻坚战的最后阶段。

　　这期间有着一系列不断升级的针对性政策开始出台落实。自2月6日北京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之后，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2个省份均已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覆盖超13亿国人。

　　与此同时，全国多个城市的小区开始实行封闭化管理，外人无法进入小区，小区内住户需要凭出入证才能出入。

　　但在一些距离武汉较远、信息也较为闭塞的中小城市，却也有着许多民众在疫情爆发的最严峻时期依旧不以为然。

　　从最开始编造“汉口人忙着备至年货不想理你们”之类的段子，到后续在一些新闻下发表诸如“武汉人都不带口罩”这样的评论，再到意识到疫情严重性但仍然不愿意戴口罩、少出门。

　　彼时，我每天下楼扔垃圾时都会在电梯里遇到一两个在密闭空间里依然坚持不戴口罩的“勇士”。

　　无论这些人是无知、蔫坏还是“视死如归”。这都不是面对这样一场来源不明确、传播途径不全知、暂无疫苗和特效药的新型传染病疫情的正确态度。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着要谨慎不要恐慌的态度，不妨不夹杂情绪的来看看历史上人类所遭遇的那些严重瘟疫灾害，以及为战胜疫情所付出的代价与换来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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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开始，要从与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临床症状相似，同为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流感”说起。

　　相信所有人对流感这个词都不陌生，尽管后者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但人们往往将其与小感冒相提并论，不会抱有过多的警惕之心。

　　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流感与sars、mers、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及普通感冒的初期症状十分相似，均为咳嗽、咽痛、流鼻涕、全身乏力、发热等，这难以引起普通人的警惕。

　　后续发展却截然不同，普通感冒一般不会出现发烧和全身的症状，7天左右就可以痊愈，且不具备传染性。流感、sars等随着病情加重，会合并引发肺炎，带来严重的并发症乃至死亡。

　　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家族”——有着甲乙丙三型及多种亚型——的流感正是人类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

　　1918年3月11日，美国堪萨斯州的福斯顿军营爆发流感，一周内就感染了军营里的500多名士兵，尽管有绝大多数士兵经过治疗后痊愈，却依然有超过200人患上了肺炎，并有四分之一的人不治身亡。

　　彼时正值一战期间，疫情并未引起一心扑在战争上的美国政府的注意，后者甚至还组织了海外归来士兵与爱国市民的大游行。人员的频繁接触为疾病蔓延提供了绝佳条件，短短半年时间，这场流感就以反复发作的态势席卷了大半个美国。

　　当时欧洲战场硝烟正浓，同样是在1918年，150万美国士兵奔赴欧洲，他们不仅为盟军带去了胜利的希望，也带去了致命的流感病毒，这场瘟疫随之在欧洲和亚洲流传开来。因为当时西班牙有约800万人感染了此病，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这场瘟疫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幸运的是，在肆虐了将近两年之后，这场以三波段爆发的瘟疫在1920年春季悄然退散。不幸的是，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约10亿人感染（当时的全球总人口约为17亿），2500万人~4000万人死亡。其病株与消退原因最终也没有得到确认，时至今日仍有各国科学家在对其进行追踪。

　　美国医学协会主席维克多·沃恩后来不无感慨的评价到，“如果疫病继续以加速度传播，它能将人类文明轻而易举的从地球上抹去。”

　　就在近段时间，美国再度爆发了乙型流感疫情，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官方统计《2019-2020美国流感季初步估算》：从2019年10月1日到2020年1月11日，全美有1300万~1800万人患流感，就诊人数在600万上下，取决于数据统计口径的不同，流感致死率在1%左右。

　　时至今日，流感已经称不上是什么大病了，但传染性与后续并发症等问题依旧不可小觑，患病者仍需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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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8西班牙大流感之前，公认的世界级瘟疫灾害当属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即鼠疫。鼠疫与霍乱是我国相关法律条例中规定的唯二甲类传染病，SARS、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为乙类，鼠疫的传染性与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鼠疫的传染源为鼠类和其他啮齿类动物，接触这类动物是造成鼠疫的最主要原因，人与人之间可经由呼吸道传播和接触传播，发病之后会出现诸如发热、淋巴结肿大疼痛、呼吸困难、出血及其他严重毒血症状。

　　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感染腺鼠疫75%会死亡，感染肺鼠疫的近100%会死亡。因鼠疫而死的病人往往皮肤多处呈黑色，因此其又被称为黑死病。

　　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中世纪晚期爆发的黑死病又让这一阶段被称为“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1347年，蒙古大军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不久之后草原大军停止了征程，西欧没有迎来进一步的战乱，却迎来了可怕的瘟疫。

　　鼠疫经由欧亚商人，在意大利、法国的多个人口密集、商流穿行的大城市爆发，而后经由陆路、水路蔓延至西欧，再扩散至北欧、波罗的海等地区，最终攻陷俄罗斯。这一切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

　　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是意大利中部大城佛罗伦萨，有80%的人因患上黑死病而亡。意大利诗人薄伽丘作为亲历者，在其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中将佛罗伦萨的惨状描绘了出来：

　　“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

　　历史学家估计，这场大瘟疫大约造成24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欧洲因战争死亡的总人数尚不到5%。

　　这也直接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走向，封建制度遭到沉重打击，加速了欧洲医疗卫生事业向近代化转变，基督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受到极大冲击，促进了理性意识的萌发，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埋下了伏笔，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

　　鼠疫同样祸害过中华大地。1910年11月，宣统皇帝通知下的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鼠疫。

　　当年夏天，俄国境内西伯利亚由于旱獭传染发生鼠疫，恰逢众多中国劳工在当地打工，俄方选择驱逐染上鼠疫的中国华工，使鼠疫传入中国境内。

　　这场瘟疫首先在东三省爆发，很快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散播，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参与防治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在清政府束手无策之时，马来西亚华人，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扛起了防控鼠疫的重任。作为首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伍连德深入疫区实地探查，在实验室中提出了肺鼠疫的病理学说，并与其他专家一起制定了防疫措施，包括交通管制、隔离病患、疫区严格消毒、焚化尸体而非传统土葬等，为疫区重建秩序。

　　基于官方给予的充分授权，伍连德不仅能调动医疗系统，还能调度警察、军队和火车，使他能以铁腕手段解决特殊时期的困难。

　　例如在重灾区傅家店，伍连德调入了一个步兵团，将居住区分为白、红、黄、蓝四个区，居民军警都要佩戴响应的徽章，不得随意串区，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随后由医生对辖区内的600名警察进行流行病培训，参与病人搜查工作。

　　再比如从各处来的病人，则收治在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等不同的病房，根据症状给药，防止轻重病患和疑似病患再交叉感染。

　　由于各种防疫措施处理得当，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成功扑灭了这场瘟疫，但后者依旧卷走了6万余人的生命。

　　现如今，在及时诊断和抗菌药物的应用下，鼠疫的病死率已经得到了大大优化，降至10%左右，在我国的爆发次数也已大幅减少，较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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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鼠疫、流感这类曾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带走过数以千万计生命的瘟疫相比，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带给人类的伤害就显得不那么夸张了——其只在西非地区大规模爆发过，没有蔓延至其他大陆。

　　1976年，在苏丹南部的苏丹棉花厂工人身上，该病毒被发现。几乎与此同时，在刚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区，也发现了同类病毒。一位44岁的教师在发病两周后不治而亡。

　　疫情首次爆发同样是在这一年，刚果（金）西北部赤道省埃博拉河沿岸数十个村庄的居民感染不知名病毒，感染者大多死亡。这种病毒后来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此后曾于1979年在苏丹恩扎拉地区暴发。

　　之后，埃博拉疫情进入了15年的沉寂期。从1995年开始再次频繁暴发，至2013年暴发20余次，疫情地区集中在非洲。据统计，2013年以前，埃博拉总计爆发24次，感染人数仅1716人。虽然死亡率高，但由于实际感染人数太少，并未受到主流医学界的重视。

　　2014年埃博拉疫情大爆发，席卷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甚至还有少数个案来到欧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这场疫情感染人数超过1.6万，死亡人数近6000。

　　2018年8月，刚果再度爆发埃博拉疫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现感染病例3340人，死亡2210例，病死率为66.2%。这话才能够埃博拉病毒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埃博拉病毒的特点是在感染者体内迅速扩散，大量繁殖，袭击多个器官，使之变性坏死，并慢慢被分解。最后患者因广泛的内出血、脑部受损等原因死亡。照顾病人的医生、护士和家庭成员，在与病人密切接触后均可能被传染。

　　这一瘟疫之所以没有在其他大陆蔓延，取决于彼时经济条件较为良好的国家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健全的卫生防疫体系，以及人类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潜伏期较短，往往在3~7天内即发病，病人容易与健康人群区分且病死率极高。

　　西非地区则存在卫生条件恶劣，居民文化水平低，传染病防控体系脆弱等诸多问题，埃博拉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在早期也没能引起高度重视，导致疫情在民间逐渐恶化，出现大批的死亡病例。

　　更重要的是，非洲西部不仅保持着土葬，在部分西非国家甚至还有亲近死者遗体的葬礼习俗，在触摸、亲吻和清洗遗体的过程，尸体强烈的感染性直接危害到更多无辜群众，葬礼也随之成为了超级传播事件。

　　因此埃博拉在小范围人类聚集区的传染性和致死率都高的惊人。1976年苏丹流行埃博拉的病死率为53.2%，同年在刚果爆发时这一数据高达88.8%。

　　可以确定的是，埃博拉病毒的起源与野生动物密不可分，但时至今日，专家们仍然不能确定埃博拉病毒的成因及病毒原体的自然宿主。也没有人知道，埃博拉病毒在每次大暴发后潜伏在何处，第一个受害者又是从哪里感染到这种病毒的。

　　从第一次被发现到今天，存在多种突变体的埃博拉病毒仍未有特效药，最常见的治疗措施是器官功能性支持和体液维持，如为病人机体补充足以抵抗感染的血液和水份，依靠病人自身的免疫力和体能与病毒的破坏力相抗衡。

　　好消息是，去年年底，默沙东研发的全球首款用于预防埃博拉的疫苗Ervebo已经先后获得了欧盟和美国FDA的上市批准，这将成为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人类对抗埃博拉的一个有效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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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昌明，医学进步，物质生活逐渐富足。经由一代又一代人们的不懈努力，上述曾肆虐荼毒过人类的瘟疫在今天都已经或者正在变得不再是大问题。

　　但是人类与瘟疫的战争从未停止，就如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般。2019年奈飞推出的纪录片《 Explained》第二季指出，在科学家估测的160万种野外未知病毒中，目前人类知道的仅有3000种。

　　诸如上文列举的sars、mers、埃博拉以及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来源都没有得到明确确认，人类所能划定的范畴也不过是局限于“疑似来源于某种野生动物”罢了。

　　瑞典病理家韩森曾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因而学习与细菌病毒合作共存的方式对于人类而言是必然趋势。

　　二病毒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生命体，不会停下演变进化的脚步，无论是外部环境条件的诱发，还是病毒本身从个体到个体之间的传播过程中，突变异变都是病毒的常态。

　　这意味着人类与病毒、与瘟疫的斗争在可预见的未来都还看不到有尽头。

　　根据丁香园发布的疫情病毒实时动态显示，截止到3月7日中午12时，全国累计确诊80813例，累计治愈55488例，累计死亡3073例。

　　3073除以14亿当然是个非常微不足道的比例，但是对于每一个因病去世者来说，这个比例就是100%。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

　　抛开“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门”这些已经被强调了百十次的卫生防护常识。那些躺在医院里与病魔做斗争的患者，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那些被迫呆在家中的无辜市民们，都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

　　对抗瘟疫，不仅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体系的努力，更需要每一个人的重视与警惕。

　　瘟疫就是一场灾难，人类的历史与灾难共存，我们要做的是当每一次灾难降临时坚持抗争。正如这场疫情必然也终将结束，却没人能笃定不会有新的瘟疫卷土重来。

　　所以不必过度慌张，但一定要对疫情保持严肃，对问题保持反思，对生命保持敬畏。

　　参考资料来源：

　　【1】《1918年美国流感再审视》，张和声，上海科学院社会历史研究所

　　【2】《解密1918流感：人类的生存保卫战，百年也不会结束》，丁强，返朴

　　【3】《疾病与人类文明》，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中央编译出版社

　　【4】《促使中国初步确立防疫制度的，是清末东北一场大鼠疫》，额尔瑾，观察者网

　　【5】《重磅！全球首款“埃博拉终结者”疫苗终于来了！》，铅笔芯，新康界

原文转自：http://tech.sina.com.cn/csj/2020-03-08/doc-iimxxstf73034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