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专访比尔盖茨:拯救生命的力量(2)

发表于:2011-11-08来源:福布斯作者:Matthew Herper点击数: 标签:
在公共医疗保健方面的慈善事业上,盖茨顿悟得更早一些。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盖茨曾与美国适宜卫生技术组织(PATH)的高层在奢华的西雅图哥伦比亚大厦

  在公共医疗保健方面的慈善事业上,盖茨顿悟得更早一些。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盖茨曾与美国适宜卫生技术组织(PATH)的高层在奢华的西雅图哥伦比亚大厦俱乐部共进晚餐。会议一开始,大家的话题围绕计划生育展开——PATH以普及卫生技术为己任,包括向中国避孕套制造商传授技术,教后者如何在出货前检查避孕套质量,不过,随后谈及的一些数据让盖茨深感震惊。他发现,一个又一个社会的经验证明,一旦死亡率降下来——具体来说是降到每千人小于10个的水平——生育率也会随之下降,人口增长将稳定下来。盖茨回忆道:“这与人们的常识相反”。事实证明,那些养育七八个孩子的父母,大多不是因为喜欢大家庭,而是因为深知其中许多孩子都会夭折。

  “如果一对夫妇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他们自然就会开始缩小家庭规模。”梅琳达指出。

  因此,盖茨的慈善捐赠再次作出了180度大转弯:不再强调控制生育率,而且投入数十亿美元,致力于挽救那些已经出生的孩童。盖茨表示:“理解了上述道理之后,我们迅速转向,大举投入疫苗领域。”

  他本来也可以侧重于建设诊所、培训医生,可那些措施很难扩大规模。“疫苗是保健干预的一种神奇工具,因为它们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他说,“我们必须选择投入于哪个方面能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然后不仅投入金钱,还要投入时间、精力和声音。”梅琳达是盖茨一切慈善事务上的亲密伙伴,她也深以为然:“同样多的钱,花在其他什么领域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用同样多的资源,还有什么办法能挽救更多生命?”

  盖茨行动的力度前所未见,甚至超过了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尽管在20世纪病毒学发展中,后者建立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厥功甚伟,推动了许多关键发现。近十年来,围绕疫苗出现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些研究将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这类说法已被研究证明是不成立的),引起公众恐慌,盖茨的努力改变了全球各界对疫苗的认识。盖茨关于疫苗的第一项捐赠共计1亿美元,侧重于为儿童接种现有的疫苗。该项目由联合国指导,PATH具体负责。为了庆祝这一善行,在他们那位于华盛顿湖的6.6万平方英尺的宅邸中,盖茨与梅琳达召集了大批疫苗专家,举行晚餐会。其间,盖茨问他的宾客,“如果你们拥有更多资金,你们会怎么做?”一时间众人纷纷提出新点子。此时此刻,盖茨决定对原先设立的基金会进行彻底升级,在1999年将其变成了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并向其注资210亿美元,使它立即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如今,该基金会的资金更加充裕,尽管已经拿出250亿美元用于各项事业,储备资金仍有360亿美元之巨。

  不过,尽管顿悟了疫苗的伟大意义,盖茨又面临一整套全新的问题。没错,他可以资助原创研究,拯救万千生命,在盖茨的慷慨赠予之下,脑膜炎和疟疾疫苗得以问世;没错,他还可以创造所谓的冷链——一种无需中转国的存储与分发系统,从而不断改善疫苗的功效,这也已经实现。

  可是,他又遇上了扩大规模的问题,疫苗的生产与制造天然依赖于市场,如何才能鼓励默克、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医药巨头生产足够多昂贵的疫苗,用于那些需要它们,却又根本无力承担的儿童呢?盖茨日益相信,解决之道是让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变得更加“有形”,即朝着自由企业的方向,满怀仁慈之心地推动这个新近形成的市场。

  这正是“权势”一词的真正定义:不仅有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还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市场,专事该问题的解决。早在十年前,盖茨就愿意出资购买数十亿疫苗,可他回忆说,“那时都不知道支票该写给谁。”上世纪80年代,通过征集公共资金,联合其他救援机构一起压低价格,以及部署数以千计的救援人员负责接种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使获得小儿麻痹症、白喉、破伤风及其他一些疾病基本疫苗接种的儿童比例增长了两倍。可是,与庞大需求相比,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一款新药在美国上市之后,往往需要15-20年才能被坦桑尼亚或尼加拉瓜的孩子们用上,这实在让人无法容忍。“就那些疾病而言,穷人家的孩子的死亡率比富人家的孩子高出50倍!”盖茨提高了声调。

  盖茨意识到,关键的第一步是铸就公共-私营部门之间的稳定同盟。在他慷慨解囊之下,这个等式的公共部门一边很快得到了解决,过去这方面的尝试步履维艰,主要是因为资金匮乏,人道救援组织为了争夺稀缺的资金而屡屡陷入内斗。可是,私营部门方面更为棘手,与制造药片不同,疫苗生产成本更高,也更为困难。举阿富汗为例,医药公司希望让那里的孩子接种疫苗,可因为当地人经济能力有限,实际需求不够大也不够稳定,无法弥补这么做的成本。他们必须要在人道和利润之间作出艰难抉择。

  因此,1999年盖茨来到意大利贝拉吉奥,竭力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与会诸方包括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多家医疗公司和人道救援组织,会谈的结果是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如今常被称为GAVI联盟)成立。盖茨最终承诺为该机构投入25亿美元,会谈中,他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个人意志,有必要的话,他完全可以施展强硬手段——正是此种作风使微软(微博)深受对手畏惧,也频遭美国反垄断监管部门的敌视。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指出:“比尔就像是这样一个扑克玩家,他在桌上押下的筹码太多了,能把其他人都吓跑。”伯克利曾负责盖茨赞助的一个尝试发明艾滋病疫苗的项目,现任GAVI首席执行官。

  GAVI的行事风格迥异于此前的类似机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受援方的配套投入:该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自身也要为疫苗接种出资,尽管后者只需为每支疫苗拿出20美分的名义费用;其次是管理严明:要求账目清晰,确保疫苗真正用到孩子们身上,并建立可持续的分发系统。该慈善组织资金充沛,再加上受援国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为大型制药公司创造了一个持久稳定的市场,使其无需付出经济代价就可参与其中。为了进一步刺激竞争、增加供给并降低疫苗价格,GAVI还鼓励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制药公司竞标其订单。

  成果极为显著:过去七年来,标准的五合一疫苗(可预防的疾病包括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价格降低了40%,可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价格在同期更是大跌68%,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得以接种。葛兰素史克出品的轮状病毒(可能造成小儿严重腹泻和死亡)疫苗Rotarix,价格从102美元一支直降到2.50美元,而印度后起之秀巴拉特生物制药(Bharat Biotech)正在努力将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

原文转自:http://www.ltest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