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宴会,要求每名前来的硅谷杰出企业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然而,当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提问时,奥巴马却打断了他,向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要怎么样才能使得iPhone在美国生产?
不久之前,苹果曾声称其产品在美国生产。但时至今日,在美国生产的苹果产品已经所剩无几。苹果去年出售的7000万台iPhone、3000万部iPad以及5900万部其它的产品,无一例外都是产自海外。
奥巴马问道,为什么生产工作不能在国内进行呢?据另一位参加宴会的人透露,乔布斯给出了明确的答复,“那些工作不会回来的。”
对大多数苹果产品而言,“美国制造”不再是行之有效的选择,这并不是因为国外劳动力更加低廉,而是因为在苹果高管们看来,海外工厂的巨大规模,以及其工人的弹性、刻苦程度及工业技能均超过美国本土工厂和工人的水平。
苹果已经成为全球最受瞩目、最受尊崇的公司之一,它也已经成为众多公司的模仿对象。去年,它从每名员工身上平均盈利超过40万美元,这一数字比高盛、埃克森美孚和谷歌都要高。
然而,让奥巴马、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懊恼不已的是,苹果和很多高科技公司在其鼎盛时期却没有其它著名的公司那么热衷于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苹果在美国有4.3万名员工,在国外则有2万名,相比通用汽车在19世纪50年代时超过40万的员工总数,或者通用电气在19世纪80年代数十万的员工,简直微不足道。事实上有更多的人是为苹果的承包商工作,有70万人设计、构建和组装iPhone、iPad及其它苹果产品,但这些人当中没有几个是在美国工作的。他们供职于亚洲、欧洲等地区的国外公司的工厂,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者都依赖这些工厂来生产产品。
“为什么如今会难以为美国中产阶级创造职位,苹果就是一个明证,”前白宫经济顾问杰瑞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表示。“如果这是资本主义的顶峰,那我们就无法安心了。”
苹果高管们称,目前海外生产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根据一位前苹果高管的描述,在iPhone上架前的几个星期,iPhone却需要重新装配,苹果全靠中国的工厂,iPhone才如期上市。当时,苹果在最后时刻对iPhone的屏幕重新进行了设计,迫使装配工人要重新装配。新屏幕差不多到午夜才开始运达工厂。
据该高管透露,一位工头马上叫醒了公司宿舍的8000名工人。所有员工吃了点饼干,喝了杯茶水之后,便被带进厂里,半个小时之内便启动长达12个小时的轮班制,开始将玻璃屏幕装进手机。在96个小时内,该工厂每天生产超过1万台iPhone。
“这种速度和弹性让人惊叹,”该高管说。“没有美国工厂能达到这种水平。”
在几乎所有的电子公司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外包在数以百计的行业中已成为一种常态,其中包括会计、法律服务、银行业、汽车生产和药业。
“企业以前觉得有责任支持美国就业,即使是在其财务状况并不理想的时候,”前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贝特西·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说。“现在企业不再如此了,盈利和效率要胜过慷慨大方。”
一些企业和经济学家称这种观点很幼稚。高管们称,尽管美国是全世界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它已经不再为人们提供工厂所需的中级技能方面的培训。
为了实现繁荣发展,企业声称他们需要外包劳工来创造足够的收入,从而不断支持创新。否则时间长了,更多美国人会面临失去工作的风险。例如,通用汽车等美国曾引以为傲的制造企业因为更加敏锐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便被迫缩减规模。
苹果为《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报道提供了详尽的总结,但该以保密著称的公司拒绝对文章发表评论。这篇文章基于大量的采访,采访对象包括超过30名的苹果高管和前高管、承包商(大部分为保住自己的饭碗要求匿名),以及经济学家、生产专家、国家贸易专家、技术分析师、学术研究人员、苹果供应商员工、苹果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及政府官员。
私底下,苹果高管们称现在的世界瞬息万变,仅依据所雇员工数量来衡量一家公司的贡献是不恰当的。他们指出,苹果的美国员工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还表示,苹果的成功激励着企业家,为电池供应商、货运公司等公司创造工作岗位,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受益。
“我们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销售iPhone,”苹果一名高管表示。“我们并没有职责解决国家问题,我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创造最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