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王选:伟大发明家和失意企业家间的孤独者

  “就像新闻联播里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感觉很遥远。”当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曾凤萍来到王选的灵堂，向自己的师爷——王选告别时，他对王选还是那么陌生。
　　王选已经淡出人们视野好几年了。直到2006年2月13日，他的突然辞世才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
　　“全国停用一天激光照排”可能是对王选最恰当的悼念方式，不过谁又敢让全世界中文阅读者一天没有任何报纸可看。但也许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位老人曾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但又有谁知道，一个有市场头脑的卓越学者，伴随着革新中文印刷事业的巨大成就，孤独地游走在校园和企业、学术和市场之间——他的成功与失败皆源于此。

冷门的选择
　　上海衡山路，著名的情人街，浪漫的小洋楼展示着曾经的陈旧与辉煌。69年前，王选就诞生在这条街的964弄15号。弹指一挥间，一切物事人非。在如今已是太平洋商厦的繁华胜景里，谁还能凭此追忆当年法国梧桐遮掩下、昏暗狭窄的石库门里，曾经有个伟大的生命在此呱呱坠地。
　　“这个孩子我不想要了。”在上海衡山路一幢二层小楼里，心烦意乱的周邈清对丈夫王守其说，因为照顾4个孩子，她已经够累了。此后因为忙，周没顾上这事，王选作为他们的第5个孩子在1937年2月5日还是降生了。
　　王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父亲毕业于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当了一辈子的会计，做事认真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写信必用复写纸留底，别人的来信则要按时间整齐地排好。他的爱国情绪在日据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曾经大女儿为省钱买了一把日本的铅笔，他勃然大怒，一把夺过来扔到炉中烧了。
　　父亲的言传身教，被幼年王选看在眼里，不自觉地受到影响，惟独在日常生活中东西乱放这点不像父亲。
　　1954年，王选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从那年开始全面学习前苏联的教育体制，该级生源之好在数学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共出了6名院士。
　　现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张恭庆院士和王选在中学和大学都是同学。在他的印象中，王选的成绩非常优秀，“他在各方面都对自己都要求很高，从小就乐于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他选择专业方向，也是从国家需要考虑的，而不是个人，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张恭庆院士说。
　　大二下学期分专业，那时数学被看成是科学王冠上的明珠。学习好的同学基本上都选择了数学，王选却出人意料地挑中了当时大家都不甚了解的冷门专业——计算机。若干年后，王选称，这是因为他觉得计算机大有前途。对此，张恭庆的评价是：“我相信他有这样的眼光。”

年轻的老病号
　　1958年，北大决定研制一台“红旗机”响应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在研制者的计划中，这是一台可以每秒进行1万次定点运算的中型计算机。如果成功，其运算速度在当年可以排进世界前20位。留在无线电系任教的王选成了逻辑设计的主力。
　　在狂热的“大跃进”氛围下，王选经常连轴转，他曾经40个小时没合眼。可偏偏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省口粮，他晚饭经常只就着黄酱喝碗稀粥，全身浮肿却仍旧没日没夜地工作。
　　“红旗机”最终流产了，王选则开始不明原因的低烧，他的肺部查出有阴影，吃了各种药也不见好转，只能回上海家中休养。“同志们，永别了。”在火车站，王选的一句玩笑让同事们潸然泪下。
　　事实上，王选的先天体质就不好。张恭庆院士回忆说：“王选看上去始终很瘦弱，脸色不好，中学时就那样，他有先天性哮喘。”
　　3年后，刚回到北大的王选因为参加劳动一病不起，再次返回上海。此时政治环境已不允许他静养，因为本就是“右派”的父亲又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王家被查抄。
　　1968年年底，王选由于“偷听敌台广播”（学英语）被勒令返回北大上学习班。在此期间，他再次开始莫名其妙的低烧，只要一动就大口喘气，虚弱到连出门的力气都没有。此后的6年中，王选成了“劳保”户。他的邻居，法律系的金瑞林老师，就经常看见坐在北大佟府院子破木椅上晒太阳的王选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
　　看着高高的枝头上挂着的几个孤零零的柿子，靠在椅子里的王选苦涩地想起同事们的安慰之语：你以后可以翻译些资料什么的。大家都觉得，他以后再也做不了研究工作了，但他真不甘心，满腹的知识和想法就晒太阳了吗？

当代毕昇
　　《澳门日报》的工人抱怨：“不是我们不愿用铅字，而是我们在澳门已经雇不到愿意去拣铅字的工人。”卧病多年、几乎被无线电系遗忘的王选意识到，如果这一切都能用计算机操作，结果将大不一样！激动不已的他决定着手研究，也算给自己找点事做。
　　鸦片战争以来，有一种产业格局一直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中国技术与国外同类技术放在一起比较时，前者落后得仿佛大家不属于同一时代。但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改变了这样的格局——他选择的不是追赶，而是直接超越。最终，国外的排版系统全部被赶出中国市场，中国的铅字排版在几年内也一阵风似地都换掉了。
　　很多人将王选最大的贡献归为激光照排系统，但确切地说，是他改变了一个行业！对市场的敏锐成就了王选，但也让他从一开始在北大就不被传统的眼光认可，直至今日。
　　1975年，王选的妻子陈堃銶听说了“748工程”。这是为了解决汉字的计算机输入/输出问题，国家于1974年8月设立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包括三个子项目：汉字通信系统、汉字信息检索、汉字照排系统。其中汉字照排是利用计算机和相关的光学、机械技术，进行汉字的输入、编辑、输出、印刷等操作。
　　美国报界在1970年前后已全部采用电子排版，但中国仍然在拣铅字：拣字员端着拣字盘，在几平方米的拣字房里一天要走几十里；拼完版后还要把这些版捆在一起打样张，有好几十斤重。铅对人的神经系统伤害极大，刷子和去污粉怎么也刷不干净钻进指甲缝里的油墨。
　　铅字印刷的痛苦深深地印在每个排版工人的心中！他们迫切希望，有一种技术能替代这种原始的劳作。
　　据了解，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电子排版系统属于第3代，第4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正在研制中。在信息存储方面，已普遍淘汰模拟式而采用了数字式，用点阵的方式，即用无数的小点来描述字符。这对只有26个字母的英文来说当然没问题，但中文却有上万个字！如果每个字都用点阵来表示，字库会相当巨大，庞大的信息量对当时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和存储能力而言，实在难以承受。
　　良好的数学背景让王选很自然地想起信息压缩的办法，即以一种特征来描述巨大的信息量，具体办法是用线段（笔画）来描述字形。这种矢量算法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不仅解决了信息量的问题，而且在字形放大时不会出现毛边。10年之后，当西方遇到激光打印机的文字保真问题，才想起了矢量算法。
然而，1975年11月初“748工程”报告论证会上，王选在满怀希望呈报自己的方案时，却被大多数人斥为“玩数学游戏”。会议最终选择了一个二代机（光学机械式）方案作为“748项目”。王选遭受沉重打击，但他执拗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四机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非常欣赏王选的数字式存储思路，并在10个月后越过重重阻挠为王争取到了机会，这样就在事实上形成了两个“748工程”并行的局面。
　　在考虑汉字信息的高速还原和输出问题时，王选再次有了“跨越式思维”：搞应用必须着眼于系统成熟时的国际技术情况；否则等产品研制出来，就已经落后了，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于是，他毅然跳过第二代、第三代（阴极射线管）排版系统，直接跨入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系统，用激光扫描的方法来还原输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激光照排”。
　　“王选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对这么一个小小助教加长期病号的狂妄想法，很多人嗤之以鼻。
　　“王选怎么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不少计算机的同行都瞧不上他！在他们的眼里，数据库的结构、操作系统才是正经的学术研究。在北大，尤其是理科，一直以基础研究为重点，应用研究很少。王选所做的东西实质上是印刷，与向来阳春白雪的北大学术正途和北大传统格格不入。
　　当时，王所在的无线电系明确表示不支持，原定的会战班子根本组织不起来；合作单位新华社也停止了配合，项目被整体搁置了。
　　小方鹏就是那时注意到王选的。“他总穿一件破中山装，骑辆破自行车，在北大南门的国槐大道上来来往往，和其他普通老师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什么，从小在北大长大、见过无数书痴的方鹏，一下子就感觉这个人很孤独。身为北大老师的爸妈告诉他，那人叫王选，他们系的人对他搞的那些东西压根瞧不上！

新的印刷革命
　　别人不相信，王选就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从1975年一直做到1993年，18年里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王选夫妇没有孩子。功成名就之后，王曾说自己特别理解一句名言：“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再也没有权利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1977年，电子工业部、新华社和北大召开的三方会议让“748工程”重新得到了支持。兴奋之极的王选觉得前景一片光明，但上天似乎一定要让他饱经磨难。
1979年，英国蒙纳公司（该公司于1976年发明了第四代激光照排机——Monotype，但只能用于英文排版印刷；同时期还有美国IPX公司、HTS公司等则都在抓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要来中国展览他们的第四代机，并引起多家出版单位兴趣的消息让王选有些蒙了，也急了，他的四处奔走最终使有关部委压下了这股引进风。
　　1984年初，第2次引进高潮汹涌而来，行政命令此时已不能解决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印刷厂等有钱的大报和印刷厂纷纷引进国外产品。“748工程”的一些协作单位也蠢蠢欲动要撤出，甚至放言“今秋印刷展开幕之时，就是‘748工程’垮台之日”。
　　1984年底，美国IPX公司到新华社介绍产品，当时尚在与北大合作的新华社工作人员在地下室里调试软件时不客气地说：“人家都有现成产品了，你们还搞什么？”气得工程师王增抗吃不下饭。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大家咬牙坚持着，并给系统起名“华光”，意为中华之光。
　　1985年7月，在纽约HTS公司总部，HTS总裁春风得意地告诉王选，他刚从北京回来，已经和《人民日报》签订了430万美元的照排设备合同。王选大受刺激，就在两个月前，前后历时5年、6家单位通力协作的华光II型系统刚刚通过了国家级鉴定。
　　与外界的压力相比，华光在研发和试用中遇到的问题更让人头痛。
　　在国家政策的倾斜照顾下，华光Ⅲ型获得的第一个用户是《经济日报》，在运行过程中，重字、重行、丢字、丢行等错误频频，标题移动困难，改过的错字有时又会悄悄跳出来；电源设计不合理、抗干扰性差、扫描抖动、暗盒不严、走纸不匀等一系列问题让《经济日报》忍无可忍，曾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解决问题，就退回铅排作业。”
　　华光公司只能立刻调集北大、潍坊、杭州等地各方技术骨干跟班作业，随时解决出现的“火情”。多番周折后，系统才运行顺畅。1987 年下半年，华光Ⅲ型的运行越来越顺利，效益也大大提高。10月，党的13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工作报告全文34000多字，《经济日报》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立即上华光系统进行计算机排版，整个过程仅用20分钟，其他大报则召集一批最熟练的铅字排版工人，苦战了三四个小时。激光照排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并因此名躁天下。
　　1988年7月18日，《经济日报》卖掉了一切铅作业设备，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人民日报》当时撰文“如果活字印刷是一次印刷革命的话，这个系统的诞生，将是一场新的印刷革命的开端”。王选被称为“当代毕昇”。
　　1988年，华光IV型投入批量生产。由于采用两块专用的超大规模集成芯片，它大大加速了字形复原速度，每秒可复原710个字，是当时世界第一。华光IV还能提供多种艺术字体、上百种花边和上千种网纹，并实现了文字和图形、黑白照片的合一处理……这些功能当时即使在国外的中文、日文照排系统中也闻所未闻。物美价廉的华光Ⅳ型迅速普及。
　　“在电脑激光照排车间，十几台电脑前坐着十几位穿白大褂的姑娘，姑娘们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灵活起落，仿佛弹奏着美妙的乐曲……而过去的铅排车间里到处立着一排排黑乎乎的铅字架，一个个铅字要从架子上拣出来，码成一篇篇文章，再放到铁案上拼成大样。”这是198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对报社使用激光照排前后的描述。显然，汉字印刷业经历的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出书很难，一本书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排出来，现在3天就排完了。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以前的报纸字体非常少，版式也很简单，顶多就是套个红印；而后来出版物的版式越来越复杂，彩色出版物也越来越多，这都与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和进步有关。
　　1989年底，国外的照排系统被迫全部退出中国市场。

校园里的先行者
　　“王选”和“方正”，两个词是紧密联系的。在王的照排系统横扫中国时，方正，这家当时在中关村那家倒腾电脑的公司也摇身变成了一家极有发展前景的高科技公司。
　　“老师”和“企业的管理者”，两个大相径庭的角色，原本要求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和素质。当王选从北大教授变成方正的高层时，必须接受人们像对待企业家那样残酷无情。
　　在北大，王选还可以以Do it yourself的方式最终获得别人的尊重，而在企业的名利场上，最终他无能为力。
　　“如果仅仅为了报专利、评职称，目的早就达到了。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想让中国甩掉铅字。”1982年，一位领导告诉王选，很多部门担心激光照排系统的原理性样机不能继续改进并投入实用，因为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都只是为了献礼、评奖、评职称，王选不假思索就说出了以上的话。
　　学校里有技术的人很多，但很多研究成果根本无法转化为效益和生产力，像王选这样能把钱和技术结合得很好的很少。在方正有了爆发性盈利时，“748实验室”（后为北大计算所）也有了充足的资金。
　　而像王选这样，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确立自己研究方向的在北大更是少之又少。“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顶天立地’，技术要一流，同时做出来的东西要实用。”王选的学生、现方正研究院院长及CTO肖建国回忆道，王选确定科研课题前，都会先花大量时间考虑：这个技术演化下去会成为什么样的产品，在市场上会有什么反应；或是现在市场上需要什么产品，我们的技术能不能演化过去，从市场驱动和技术驱动进行双向思维。
　　聪明的人有很多，而市场头脑正是王选不同于其他教授、用自己的发明造福社会的根本原因。1989年夏，在北大档案馆前的一棵大树下，王选找肖建国谈话，要他转课题，做彩色出版。当时国内的彩色出版物还不多，国际上连研发这项技术的试验设备都还很少，只能根据揣摩和替代设备来研究。两年后，成果一诞生就立刻成了世界领先。
　　曾经人们以“当代毕昇”来称呼王选。对于这个评价，有人则认为是一种贬低，等于完全将王选从学者这块剔出来了，毕昇只是一个匠人。王选的东西是可以卖的，而学者的东西是无法卖的——从北大的价值观来看，王选也许不那么成功，但对社会来说他的成果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狂妄”的推销者
　　1988年春，北大的校办企业北大新技术公司介入了激光照排系统的生产和销售。那是一群人们眼中“不务正业”的老师攒起来的，在中关村“倒卖”PC，学校则会把一些不要的人往那儿塞。
　　1991年3月8日，王选和一直生产和销售激光照排机的潍坊华光公司分手，从此，北大新技术公司和王选的激光照排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并重新为系统取名“方正”。方正和华光成了市场上的一对死对头，失去研发支持的华光很快就败下阵来。1993年2月，方正集团正式成立。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所逐渐融入其中。
　　“在大厦周围，你们都可以开着车跑来跑去，你们会挣到很多钱！”这就是王选给方正员工描绘出的诱人前景，“物质的事情你们不用想，你们现在的业务很神圣，你们是当代的毕昇！”
　　刚刚毕业的北大研究生李毅，听得热血沸腾，和一帮同事们干得特别卖力。
　　那时李毅经常跟着王选一起见客户或开会。有次劝说《辽宁日报》不要采用华光系统，王选直截了当地对那位总编说：“错过这一次，就没人可以救你了。华光没有研发，你要用他们的，出报会比别人差，以后是死路一条！”这种狂放的言语让一旁的李毅听得很吃惊。
　　王选有个习惯，不管出差到哪儿，上飞机后总要先看报纸——用放大镜看那些字，就能看出来用的是哪家的技术。早些年很有趣，后来就没意思了，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了。现在北美的每一张华文报纸用的都是方正产品，欧洲基本也如此。王选特别关心的日本，也有100多家用了方正的技术。
　　打败华光后，客户已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就是排着队签合同。
　　“优惠5%行不行？”
　　“对不起，只能优惠2%。”
　　“算了，这2%我不要了，什么时候能保证我联机啊？”
　　现已是某跨国公司高管的李毅回忆起方正岁月还有几分留恋，“哪像现在成天研究竞争对手，打得一塌糊涂。”
　　“那个照排卡插到机器里、报纸裹一裹（连包装都没有），就卖几十万。那个卡比金子都贵。”李毅说，“那是我感到技术最值钱的时候，方正稀里糊涂地挣了那么多钱！”

功成身未退的烦恼
　　方正系统红遍大江南北。它的发明者——王选，被人们奉为“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名片上多了行“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王选并不喜欢生意场。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香港商人张旋龙慕名找来，但王选根本不理他，他看不起商人。后来在湖南举办的一次亚细亚国际文字会议上，二人再次相遇。张旋龙看到王选“就穿着凉鞋、短裤，吃饭的时候也不和人讲话。别人敬酒就说‘不会喝’；吃完就走，也不打招呼，根本不懂得应酬”。
　　但王选明白，必须借助生意人。为了打开日本、欧美市场，他找到了会做生意的张旋龙，2002年还力挺张成为方正控股（总部在香港，是方正所有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平台）的董事局主席。
　　王选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只是一个科学家。但他身处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之位，无怪乎别人用企业家的眼光去审视他。1999年方正爆发的“逼宫事件”，让“王选系”这个名词开始挂在很多人嘴边。在随后的很多报导中，王选被描述成方正拉帮结派文化的代表。
　　王选是真正掌握着内部的权力，还是只是代表企业形象？
　　“一讲话就知道了，（王选）根本就没有公司的概念，对于利益不理解。”在方鹏的印象中，王选对员工讲话就像老师和学生谈话，谈的更多的是理想，是勇于面对挑战，是怎么把事情做好。
　　“一想起王选，我就觉得他是个极孤独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北大是这样，后来到了方正还是这样。”方鹏说。在北大要谈学术，到方正则要谈钱。王选从没公开谈过和那些商人在一起的感觉。
　　2002年7月，王选真正淡出了方正，也远离了是是非非。激光照排，这个当初激动人心，改变了一个产业的发明，就像很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了不起的发明一样，随着它逐步成为很成熟、很基础的东西，也就不再有人关注。
　　直到2006年2月13日，王选突然辞世，把他重新拉回我们的视线。“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王选走了，北大未名BBS上，有网友这样留言。
　　王选走了，但他又还活着，这不仅是指他发明创造的激光照排依然泽被后世，他的精神也不失为唤起中国科技界探索创新的号角。更值得感动的是，王选是在拖着孱弱的身躯，在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环境中独自打拼出今天的局面。因此，无论他被包装成什么样，无论他在什么位置上，他本质上只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伟大科学家！
（注：文中的方鹏、李毅，应被采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原文转自：http://www.ltest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