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回首 中国IT无梦

本文将中国IT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982年至1990年为第一阶段；1990年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1996年至2001年为第三阶段；2001年之后为第四阶段。
这样划分的理由是：一、在1990年，中国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口许可批文，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由此，形成较为开放的计算机产品市场，以美国为代表的计算机跨国公司开始大举登陆中国市场，幼稚的民族计算机产业在被保护的8年之中，没能完成技术和资金的积累与突破，被跨国公司的强势产品冲得七零八落；二、1996年，联想PC第一次战胜康柏PC和IBM PC成为中国市场第一，这标志着民族计算机产业在PC市场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民族计算机产业，特别是PC制造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到2005年将IT产品关税降为零，并取消非技术壁垒，取消出口补贴，大幅度开放服务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三年内贸易权审批权成为许可制。WTO再次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WTO之后，中国IT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跨国公司将会像1990年之后一样，再次给民族计算机产业以重压，民族计算机产业从1996年到2001年5年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业已结束，2002年之后，将进入重新盘整、爬坡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需要艰苦努力咬牙挺住的新阶段，首先要克服像前几年那样100%成长的梦想。

两通两海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负责机房建设的工程师王洪德“负气出走”创办京海。1983年，完成400万产值，60万利润；1984年，完成2700万产值，400万利润。1984年实?00万利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其业务也很简单，就是承接计算机机房建设。
1983年5月4日，中科院物理所“管档案”的陈庆振感觉“科技成果仅存在档案里太可惜”就创办了科海，专做科技成果转化。当年实现利润4.8万。“科技成果转化”听起来容易，讲起来让人兴奋，做起来太难。为了发展，科海开始“倒”计算机，也很快因为“倒卖批文”被批。当时，民营企业拿不到从国外进口计算机的批文，国营企业有进口批文，但要它也没用，科海就去国营企业买批文，倒计算机，这样做利润最高，处在“中关村食物链”的高端。中关村的企业从来都不怕被批，在被检查之中，科海于1987年营业额突破一亿元。
1984年5月，中科院计算中心技术人员万润南发起创办四通。第一年实现销售收入900万元，1986年营业额突破1亿元，1988年达到10亿元，1990年13亿元。四通起初和科海达成协议，不销售PC，主要销售为微机配套的打印机，后来，2401打字机成为四通的主导性产品，四通打字机不仅为四通赚取了近一亿元利润，形成了四通的全国销售网络，也使四通“鹤立”于中关村，成为一个知名品牌。
1984年11月，中科院科学仪器厂“女强人”金燕静发起创办信通。金燕静以两件事情出名：一是设立“信通技术开发基金”，用以支持社会上的项目开发，这个基金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提出使用申请，相当于今天的风险投资；第二件事情是走私被抓，中关村公司走私计算机产品是公开的秘密，金燕静被当作了典型，信通一案涉及金额7000万元。
今天返回头来看“两通两海”，我们会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创办中国新型企业的贡献上，我们会认为，他们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们敢于冲破旧有体制，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地办企业。但是在当年，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想他们一样想他们自己，他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希望打到海外去，进军国际市场。至于冲破旧有体制，那只是形式，不是目的。
1988年7月出版的《中国的要害》，（作者陈放）记录了他们当时的思想状态：
1987年3月15日晚上7点，夜幕下的清华大学寂静下来，开始了又一个充满思考的晚上。主楼会议室里却灯光璀璨，汽水、苹果、茶点摆满了二十几张桌子。这是中国硅谷的企业家们举行每月一次的沙龙聚会，首都各大报的记者和北大、人大的研究生也闻讯而来。
京海公司总经理王洪德，一直是记者们注意的中心人物。他刚刚汇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几天前接见他和蒋士飞教授时做的“国际市场非打进去不可”的指示，使在座的企业家很受鼓舞。
………
王洪德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说：“中关村一条街，各公司重复劳动太多；智力、财力在重复劳动下内耗了。所以，我们各家公司应并网运行，以求信息资源共享。把竞争的目光，从这条街三到四个亿的市场，放到广阔的国际市场去！”
会场随着王洪德落座而寂静下来，企业家们思考着，怎样做才能使酝酿已久的联合不再停留在口头上而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我们民办企业家，没有时间讨论没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潇洒飘逸的青年出口不凡的发言，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他侃侃而谈，提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定统一的开发规划，以中关村电子集团的总体形象，走向世界，进入国际市场。
将这个场景的时间和人物换成现在的，放在2002年的报刊上发布，相信很多人看不出问题。
15年过去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地位，理想与现实、机遇与挑战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依然被压在“IT食物链”的底端，尽管在这15年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努力。

长城
长城创建于1986年12月12日，主要人马是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以及他领导的长城0520CH微机开发组。长城创立要比“两通两海”晚，但在当时，长城才是主流，长城是中国发展计算机产业的国家队，代表国家在IT产业上的努力。
长城成立之前，已经开发出了长城0520CH。1985年6月，0520CH在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上正式发布，轰动一时。据当时的报刊称，其性能超过了IBM PC和NEC 980，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工业发展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重要里程碑。
如此树碑立传的理由有两个：一、长城0520CH是中国第一台中文化、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的微型计算机；二、它设计并应用了世界上第一块汉卡（014汉卡）。1986年，0520CH产量突破1千台，1987年5月，长城286面市，形成了年产两万台的能力。
长城PC红极一时，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进口许可证制度，国外PC进不来，进来了，高关税，也使国外PC价格高得惊人，长城PC的价格当时只有进口PC的一半；其二、当时中国市场不大，而且，被严格保护，国外公司不屑于将自己的产品汉化，长城PC优势正在于汉化上；其三、国家单位被要求使用长城PC，否则不予拨款购置机器。
那时候，不仅是长城，就是先期给长城做配套的浪潮，也发展得很快，到1990年，国内PC年销量超过万台的只有长城和浪潮两家。
但是，到了1992年，AST、IBM、康柏正式登陆中国，以长城、浪潮为代表的国产PC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被冲得七零八落。
在此之后，王之走对了一步棋。从1994到1999年，长城先后与IBM、德州仪器等公司合作，成立了长城国际、长科国际、海量存储、IBM租赁、长信嘉公司等合资企业，不仅吸引了1亿多美元的投资，更为重要是，这些合资公司现在业已成为长城最重要的利润来源。
以市场换技术资金产品是中国发展IT的既定政策，在电信领域，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都曾经被政策逼着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计算机领域，“强行”的痕迹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引导”的行为却屡见不鲜。长城是原电子部嫡系，在这方面，占尽便宜。
长城自认为“玩得最漂亮的还是资本运作”：1997年6月和7月，“长城电脑”和“湘计算机”两个A股公司先后在深圳上市。次年，长城又成功控股A股上市公司“深科技”，1999年8月，长城科技H股在香港挂牌交易，机构投资者认购超过全部规模的7倍，发行市盈率11.4倍，创当年香港工业企业首次发行的最高定价。
长城现在过得不错，但业已失掉了0520CH时的领导者地位，但它这些年不这样走，又能怎样走呢？

方正
方正的前身是1987年北大物理系教师张玉峰创办的“北达科技服务部”，“北达科技服务部”开始是向“两通两海”学习做贸易的公司。1988年，王选携激光照排技术加盟，“北达科技服务部”改名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从而改变了公司的性质。
至少在当时，方正是民族计算机产业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企业。王选教授的激光照排研发开始于1975年5月，国家对这项技术十分重视，周恩来总理于1974年8月亲自批准立项，所以，这个项目也被称为“748工程”。
这项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当时计算机运算速度慢、内存小，而汉字激光照排比英文激光照排消耗计算机资源更多，国外同类产品没有针对汉字进行优化，处理汉字有困难。王选教授的贡献在于针对汉字进行了优化处理，使得在当时的计算机运算能力下，汉字激光照排成为可能。
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让方正辉煌了10年。到1998年，外部状况急剧变化，国外的Adobe、IBM，国内的浙大快迅、清华紫光等很多公司倾尽全力打入中文出版市场，瓜分了方正原来独占的利润。此时计算机速度已经足够快，内存足够大，国外产品即便不针对汉字进行优化，也能方便地所用。
方正其实早就在提防着Adobe，为了和这个出版界的巨无霸抗衡，方正在技术上采取了紧紧跟随战略，Adobe做的软件，方正也做。但是，以方正的实力实在不能和Adobe抗衡。Adobe是市值87亿美元的公司，过去12个月的净利润为2.5亿美元，即是说，Adobe一年的净利润都要比方正全部12亿市值港币大。
方正已经尽力了，它不是不舍得对研发进行投入，仅1996年，方正对激光照排领域研发的投入，就超过国家过去20年对北大这个项目投资总和的10倍。1998年，方正研究院有50个软件通过鉴定，张玉峰后来置疑“这50个软件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能形成规模效应？”但研究院也有自己的难处，研发就是以失败为前提的成功，不做这些研发又怎么能和Adobe抗衡呢？但方正投入的那点钱，在Adobe看来，实在微不足道。2000年，Adobe研发投入为2.37亿美元，这个数字也比方正市值大。方正研究院就是这样被拖垮的。
1995年10月，张玉峰意识到做PC和他以前做贸易本质上一样，而且，实际投入要比做软件小，方正电脑、方正显示器便问世了。
1998年之后方正电子（激光照排业务）连年亏损，而方正PC却一枝独秀，2001年销量达到135万台，跻身亚太PC市场第7名。
舆论一般将方正电子的亏损归结为内部管理不善，方正也是这么对外界说的。内部管理不善，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技术不再处于优势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如果将主营激光照排业务的方正电子亏损都归结为管理不善，就无法解释方正科技这几年的成功。方正科技这几年更是内忧外患不断：内部，领军人物冯沛然、祝剑秋、时西忠、魏兴，走马灯一样地换；外部，先是裕兴举牌，后又遭高清举牌，但其业务却未受影响，增长率在疲软的2001年也达到了63%。个中原因，不言自明：组装PC好做，开发软件太难。

四通
1989年，万润南之后，段永基掌舵四通。段永基喊出了“二次创业”口号，四通从此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这期间最著名的思路是“与狼共舞”，即与国外大公司合作，在生产、分销、销售，计算机、电子、电工、通讯、办公室设备，软件、硬件、系统集成等等各方面四处出击。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引下，四通一共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联营企业，4个海外分支机构，职工3000多人。
在先知先觉方面，四通领先于联想、方正，它于1993年8月16日在香港上市，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作价1.26元。从1993年到1997年，四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四通电子业绩一直不错，营业额在13亿港币到16亿港币之间，每年都有盈利，1993年盈利8704万元港币，1994年8852万元，1995年1915万元，1996年4095万元，1997年4232万元。
同期，联想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营业额虽然比四通大，为30多亿港币，但业绩不稳定：1994财年盈利1亿，1995财年亏损1.6亿，1996财年继续亏损2800万，1997财年盈利2.3亿元。
同期，方正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方正电子业绩最好，1995年盈利1.1亿，1996年1.2亿，1997年1.4亿。
分水岭出现在1998年，这一年，方正电子第一次亏损，亏损额达1.6亿。四通电子也出现第一次亏损，亏损额达8986万，而在这一年，联想盈利2.8亿港币。
1999年，四通盈利139万元，联想盈利达到4.8亿元，方正继续亏损达2亿。
2000年，四通亏损2.16亿元，联想盈利达到8.6亿元，方正盈利1.81亿元。
联想于1998年起飞是因为其PC制造业已开花结果，业绩连年翻番。四通于1993年上市的时候也埋下了一粒优良的种子，那就是四通利方，即后来的新浪网。
四通于1999年能够扭亏为盈，全靠期内新浪网未实现收益的1.67亿港元所致，扣除此特殊项目，四通在1999年实际亏损1.65亿港币。
但是，成也新浪、败也新浪。2000年，四通亏损达2.16亿港币，其中的2.02亿亏损是新浪股票大跌所致。
这一年，局势变化得有些戏剧化，2000年4月，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新浪股价不断攀升，四通电子的业绩也水涨船高。四通电子在中期报告中喜称，截至2000年6月30日，四通电子中期纯利大幅上升4倍，达2.861亿。这主要是受一项未兑现的3．6274亿港元证券投资特殊收益所刺激，该项收益来自其持有8%的新浪网于4月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产生。但是，到年末，当新浪股票从50元美元跌到1美元的时候，四通也跟着遭殃。
在此之前，王志东的新浪和杨元庆的PC一样，也曾使四通股票大涨，1999年末四通电子股票一度涨到每股6港币，那是四通的黄金期，是四通股票的最高峰。站在1999年末看，四通似乎从此可以凭借新浪扬眉吐气。那时候，大家在讨论中关村引导未来潮流的是谁？很多人投王志东的票，那时候，很多舆论觉得杨元庆业已掉队。但是，王志东所发出的光只是一闪而过。2001年6月，王志东沉没，四通股票跌回到了8毛钱，市值跌回10亿多港币。
无论是联想，还是四通，进入90年代后期，都需要注入新的力量，联想注入了稳健的PC业务，四通注入了仿佛有更大潜力的互联网业务，但实际的结果是，PC打败了互联网。
2002年2月底，段永基承认投资新浪网像四通以前很多投资一样，是一个错误，“尽管有人说，网络的春天已经到了，但我看新浪网距离赚钱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