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方兴未艾，依然充满机遇，一方面巨大的威胁已然来临，前途荆棘密布；尽管从政策支持、硬件环境建设到软环境培养几方面，已涌现出一批的软件园、软件出口基地，政府、企业、高校业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中国方兴未艾的软件行业，面临的是“绿色工业”的“能源危机”。
妨碍刚刚起步的中国软件产业加速发展的症结，是国内软件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表面看来，我国软件人才增长速度还要高于产业发展速度，2002年我国软件行业从业人员有59万多人，另有约40万软件人员从事软件与软件应用、研究与教学等相关工作，同时每年开在以5-7万人的速度培养新的人才。从数量上说与软件产业的需求基本吻合，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这一庞大的软件队伍却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软件产业需求。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发展的是软件工业。软件工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比一般人们的理解更要专业，尤其与我们现有的软件教育模式是不相匹配的。如同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一样，软件工业对人才的需求呈金字塔形结构，而我国软件人才结构呈“纺锤型”：位于产业上层的软件架构师、系统设计师严重短缺，同时属于产业基础的软件蓝领也是非常稀少，而应该处于金字塔中层的系统工程师阶层却极大膨胀，几乎所有的正规软件院校都在培养这个阶层的人，而实际的市场需求并没那么大。一边是大量找不着工作的软件专业毕业生，一边是众多找不到合适人才的软件企业。人才结构失衡成为制约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因为缺人手儿而不敢接单子只是国内软件外包服务企业暴露出来的问题的一小方面，一个个单个的案例背后，隐藏着真正的产业危机——中国软件产业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可能因为两三年的停顿，而遗失殆尽。
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发包市场结构中，日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全球外包服务发包市场结构正好相反，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规模中，超过六成的比例来自日本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在于与欧美的发包商相比，日本的外包需求都是低技术含量的编码、检测工作，更接近于国内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供应能力，一方面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相通，更容易开展业务沟通。
但是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格局中，日本只占5%左右份额，而且多属于低利润业务，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集中在欧美。所以，为了扩大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规模，提高增长速度，必须得加快开拓欧美市场。但是问题又集中到人才方面。
在科技部“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带动下，中国软件外包已明确提出了进军欧美市场的口号。打开欧美市场，首先遇到的难度就是，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够达到承揽国际项目所需的严格的内部流程及质量控制。虽然我们有众多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但多数软件外包企业尚未建立起正确的流程，也未能培养出准确掌握这些流程的开发人员。
以CMM认证为例，尽管已拥有600多家开展软件外包的企业，但能达到国外客户大型软件开发项目质量控制水平的企业凤毛麟角。中国仅有6家企业通过CMM最高级别的CMM5认证，而印度有50家。
与日本客户更关注合作关系相比，欧美客户更看重内部流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水平，要进军欧美市场，面对的就是与在这两方面都已经积累了非常成功的行业经验，并已得到欧美客户广泛认可的印度、爱尔兰竞争，打这场恶仗关键还是要培养一支庞大的国际化的软件工业从业大军。
同样受制于人才水准，国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平均只有几百人的规模，最大的东软约1800人，大连华信1200人；与印度大型软件外包企业几万人的规模相比，差距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软件蓝领阶层存量不足。由于欧美外包项目规模较大，对外包服务上的人员规模要求也较高，500人的规模几乎是承载大型开发项目的最低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高阶层的软件人才不足，我国企业目前只能以承接底层的编码订单，以及软件本地化和测试工作为主，很少能进入系统设计等业务，包括框架设计在内的整包业务则几乎没有。这些大多数国内企业就只能在低利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底层挣扎。
其实，人员规模、外语技能、规范编成能力都不是难以克服的，人才的问题并不能阻挡大连、北京、上海、深圳的高歌猛进，中国的软件产业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时间，但国际市场竞争态势益发紧迫。已经成熟的印度软件外包服务业巨头Infosys将分公司开到了上海，而且放言重点在于争取日韩外包业务的机会。Satyam也表示，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一时间中国企业刚想谋求欧美市场突破，印度公司已将中国作为桥头堡，瞄准了日韩市场。印度企业凭借国际化运作经验，先进的内部流程管理和质量控制，如再采取大量吸纳中国人才的办法，我们在对日韩客户的文化优势也将荡然无存，整体竞争都将陷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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