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软件工程的魔方

  程序员杨书锋终于辞职了，为这事，他足足考虑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此前，小杨在一家日本软件公司做开发，主要外包日本本土的企业应用软件，行业产品上的嵌入式开发等（如汽车控制软件）。

促使小杨辞职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因为待遇问题，而是作为一个职业程序员，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成长的烦恼。

“我做了一年半的c语言开发，此前还做过一些针对日本企业的信息化软件，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我每天面对日文文档开发，实现那些已经定义得非常详细的函数，还有那些已经在文档上画的非常清楚的界面，它们甚至连控件上的字体都规定好了，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可能还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心里冲击还来自于小杨的一帮做开发的朋友。 

“和我一起开始做软件的一些朋友，他们呆在一些小得多的公司做项目软件，我们一起聚会时，他们都侃侃而谈他们的软件设计和架构，谈平台，谈一些他们正在使用的流行的技术名词。我觉得我比他们落后了，尽管在收入上我比他们要高得多。”

“我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发展，希望了解得更多，我希望今后能够向项目管理方面发展。”

故事二：

    王先生在日本从事近3年的软件开发，最近回国发展。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我问他，在日本从事哪些方面的开发。

     王先生答曰：“做游戏。”

     “现在市面上哪个游戏是您做的呢？”

     王先生回答说：“不知道。老实说，我在日本做软件开发2年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天将课长发到我桌面上的功能实现了就算完成呢任务！”

上面的故事中实际上蕴涵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话题。一个是程序员的成长，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软件企业的编码开发实现模式。

（中国程序员病态的成长道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长道路？

国外40岁以上的程序员比比皆是。

2．  日本软件公司里面，为什么会出现程序员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的问题？

A 因为企业成本的原因，日本软件企业分工很明确。有专门做设计的公司，公司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写代码的程序员。

B 很多小的软件公司依附大的公司生存。

C 日本软件公司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物链，只要你在这个生物链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不用担心生存问题。）

一 . 成长的烦恼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不想当项目经历（或管理人员）的程序员不是好的程序员”呢？多少年来，我们的IT媒体一直在替程序员们宣传和规划他们的职业人生，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一条中国程序员的病态的成长道路。在欧美，年过40岁的程序员比比皆是，正如戴习为老师一样，做了大半辈子的底层开发，从微软退休时，已经年过45。而在中国，如果超过了30岁还在写程序，就仿佛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薛峰：日本软件企业里的员工的职业规划和中国程序员的确大不一样。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日本软件企业，不光是软件企业，其它工业企业都一样，他们的员工普遍的“忠诚度”和“职业荣誉感”要强。当然，这些企业有一些相应的制度来做保障（年工制度），比如，你在这个企业干一辈子，退休的时候，会有一大笔丰厚的退休金。

马越：另外，我觉得这个和日本的一些企业文化甚至民族文化也很有关系。

薛峰：对，这个问题往深里面说就是这样。比如，你在日本问一个小孩，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她）可能会回答，我长大了想成为NEC或松下的一名员工。而中国小孩的答案可能就是“科学家或文学家”。

记者：对“成功的人生”的评判标准整个都不一样。如果现在有两个人，都是40岁，一个人是项目经理，而另外一个是高级程序员，在中国人眼里，肯定认为前者就是成功的，是这样吗？

薛峰：在中国可以说是这样的。

记者：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两个人同时从美国硅谷回国创业，一个是印度人，另外一个是中国人。十年以后，他们在上海相遇。这个印度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软件公司的老总，而这个中国人的公司却默默无闻，岌岌可危。印度人奇怪了，他觉得这个中国人能力比他要强，在中国比他的机会要多。中国人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相当老板，无论你给他多高的工资，他最终还是要离开。我觉得我们的确应该反思一下了。

薛峰：日本的企业应该说等级比较森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渴望晋升的，但我感觉他们特别沉得住气。比如，我的一个上司，他在NEC呆了10年，现在才什任主任，也非常高兴。

记者：另外，中国的一些企业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比如，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联想裁员事件，网上甚至有被裁掉的员工发出“联想不是我的家”的帖子。我认为，从网友的回应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很充分的看出中国某些企业急功近利，丑陋，虚伪的嘴脸。

二 魔方里的世界

记者：就前面两个背景故事中的材料，这种开发模式，您觉得正常吗？

王永顺：我觉得没什么不正常的。日本作为一个电子产品大国，很大一部分软件都是针对这种产品软件在开发，如下一代智能家电产品这些消费类电子产品等。这类的软件比较注重前期的设计，比较注意文档的清晰和详细程度。当设计完成后，将设计文档分发给许多程序员实现时，作为个体的程序员当然很难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记者：您说的可能是这种产品软件的开发，那么对于项目软件的开发，这样也是正常的吗？

王永顺：也应该一样。我们应分析一下造成这种开发模式的原因。日本是一个专业化分工很强的国家，不管是工业企业还是软件企业都是如此。软件过程中的很多环节，如需求定义和分析，软件机能设计，软件编码实现，软件测试等，一般来说都是在不同的企业至少是不同的部门完成的。当你这个公司或部门的工作完成后，就必须留下很清晰的文档，这样才能进入下一个公司或部门的工作。

记者：那么我们可否这样说，日本的软件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从上游到下游的生物链？

王永顺：是这样的。日本的许多小的软件公司是依附于大公司生存的。他们做的工作十分单一，可能就是做编码实现，它不会养即便一个系统分析员。还有的公司可能就是专门做软件设计的，它里面也可能不会有一个写代码的程序员。一个公司，只有在这样的生物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生存。

记者：您能够分析一下，这种生物链是怎样形成的么？

王永顺：我个人认为是企业成本的原因；另外一个因素，因为每个公司都最终会发展成为只擅长做一件事情。比如，我公司里面既养一大批程序员，又养一大批系统分析人员和架构师，企业成本无疑会增大，另外，也无法专心做好一件事情。这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是不利的。

   记者：我第一次看到日本软件过程中的“式样表”（就是国内的软件规格说明书）时，感到震惊。因为此前在做项目的过程当中，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我也曾经做过系统分析和设计，撰写过“需求规格说明书”。我觉得太详细了，在UI设计部分，连窗体上改摆放什么“控件”，以及控件的长度，控件上的文字，甚至文字的颜色都写的很清楚。另外，对函数的说明也非常清楚，对函数名，传入参数，输出结果都说得非常详细。

王亚清：可能项目软件和产品软件还很不一样。。。。

记者：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程序员还能发挥多大的创造性？是不是高度工业化，工程化的社会都会或多或少地忽视最底层操作人员个人的创造性，而仅仅把他们当机器（编码机器）使用？

记者：我们注意到，国内的企业对欧美的一些软件工程方法学是非常热衷和喜欢追逐的，日本软件企业对欧美的软件工程标准和软件方法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