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嬉皮士的愤怒
过肩长发、连鬓胡子、质疑传统道德和制度……这是《旧金山纪事》记者赫柏.凯恩所描绘的始于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生活离现实的主流社会似乎是那么的遥远，然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当时光追溯到20多年前时，因为他在某个瞬间的一次“愤怒”，却引爆发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发展到今天，不仅已经影响成千上万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的工作模式、思考方式，而且造就了一个至少数百亿美元规模的大产业，其影响甚至已经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而这一切，目前还仅仅只是个序幕。
这就是“自由软件运动”，而这个“愤青”，叫Richard Stallman。古怪的穿戴，使得Richard Stallman乍看上去象个潦倒落魄的马戏团老演员，而长长的披肩发却又带了一些救世主般的神韵，人们尊称他为“计算机科学家”，而Richard Stallman对自己的定位是“哲学家”。Richard Stallman就是这样全身充满了矛盾的元素，这似乎注定了他倡导的“自由软件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戏剧”和“争议”结下了不解之缘。
世界自由软件之父Richard Stallman 漫画像
Stallman于1971年进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那时的软件世界是没有私权的，这使得他的技术能力在知识共享的氛围中茁壮成长。但到了70年末，以一封《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逐渐步入Copyright的时代。初期，确实曾一度鼓励了技术创新，但随着到了软件垄断阶段，人们很快发现， Copyright制度除了能成全那篇文章的作者BillGates成为一个“世界首富”之外，对社会公益已起不到更大的作用，反而阻碍了知识的传播，甚至，它还引起了一些崇尚知识共享的程序员们心态的变化。利益的诱惑，使得包括同在MIT实验室的那些黑客们，在Stallman伤感的目光中，纷纷跳进了“私有软件”的阵营。最让Stallman揪心的事发生在1978年，当时他正在用一台Xerox赠送的一台打印机，由于打印机放在楼上，所以每当卡了纸或者印光了总是无法知道，导致Stallman总是拖着本来就十分肥硕的身躯沿着楼梯没完没了得爬上爬下。他便向Xerox公司索取打印机驱动程序源代码，准备改写程序以便更好地控制打印机。孰料这要求被对方以“Copyright”的理由严正拒绝了。Stallman彻底愤怒了！他说：“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弦改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
这样，为了捍卫内心的道德准则，Stallman拒绝随波逐流，选择了一条与商业软件作战的道路。1983年，他完成了被称为自由软件运动的宪章的《GNU宣言》，阐明了自由软件运动的动机。1985年创办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为自由软件的开发与筹资、教育宣传和推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但它的真正成熟，还得归功于1989年由软件基金会发表的通用许可证，即GNU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因为它用制度化的形式不仅指明了自由软件运动的解决方案，也保障了运动的推广。该协议允许人们自由复制、使用、分发和修改软件，并提供程序源代码。唯一的要求的是其衍生软件仍必须遵循GPL协议，以保持自由软件运动的持续性。GPL协议是对传统知识产权模式和价值观的重大挑战。 Stallman特意将该协议所体现的精神命名“Copyleft”。
自由软件运动在80年代并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尽管它诞生了诸如GUN Emacs、GNU C编译器（gcc）等著名开源软件，其瓶颈就在于GUN没有一个自由的操作系统，因为那是管理其他软件与系统运行的最基础的软件。但到了1991年，这个令自由软件运动的技术高手们寝食难安的问题却由于芬兰一个叫Linus Torvalds的大二学生的某次家庭作业，戏剧般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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